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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夜飞行器

以身试毒者的阅读札记

 
 
 

日志

 
 

于建嵘的阅读生涯:求解“黑人”之惑  

2010-04-10 14:17:1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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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欧博文教授看来,于建嵘的研究议题,“将会在未来五年或十年之间是西方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他的研究,从湖南农村、安源煤矿,到北京的上访村、瓮安、石首,他每一个脚步下面,都是当下中国最重要的问题。

不过,我们这次讨论的话题,不是他那些或敏感或重要的研究课题。而是回顾了,一个用脚去为丈量、解答中国难题的学者,曾经遇到过的那些书和人,对他有过影响的那些精神资源。

 

于建嵘:我一直在追究,究竟是什么一样的东西,把6岁的我变成了“黑人”

文|袁复生 李亮宇(实习生) 图|李林冬

 

3月28日,阳光很好。

晨报大讲堂第八讲,于建嵘演讲的内容很严肃,《弱者的尊严——个体抗争与社会建设的若干问题》。所谓弱者,于建嵘的解释是:“弱者不仅仅是我们日常所说的经济上的贫困者,也不仅仅是社会的边缘化群体,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在一个法制尚未健全的社会中,面对失范的公权力,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社会的弱者。”

临近结束的提问环节,有个在媒体实习的女生问他,作为媒体人,如果也心怀恐惧,该怎么办?于建嵘说,“今天中午我和我老师讲,实际上我心中也充满了恐惧”,“我怎么办,今天有机会拿到这个话筒的时候,就多讲两句。”

在接下来的掌声里面,有一个,就来自他满头白发的老师,82岁的周作翰先生。30年前,他在一门《科学社会主义》的课程中,对用非教科书的材料和思路答题的于建嵘,给出了全班最高分,那也是于建嵘整个大学考试成绩中,最高的分数。

于建嵘说,无论什么时候,周老师都是他的精神支柱。因为,在他最重要的年纪,周老师鼓励了他自由思考。

 

()因为我是一直在社会上混的人,徐勇老师说,你就像一个惠能一样,打杂的人,但是我看好你

晨报周刊:1990年代,于先生在做了过律师,那时候据说你打经济官司很赚钱,曾经写一张纸就可以赚60万。但你好像在把钱赚到可以让一家人衣食无忧的时候,转身去做学问,一开始在四处游学,后来读了博士,这个转身,是你一贯的计划吗?

于建嵘:我们老家是永州,我生在衡阳,我父亲以前是湖南的地下游击队员,文革的时候,南下的那批干部和他们那一批搞派系斗争,把他们打成土匪部队,就把我们家赶到农村去了。农业又呆不下,因为我们家农村没人,于是我就和我母亲,在城里面流浪,相当于我流浪了8年,我没读过小学,这里读两天,那里读两天,所以拼音我不懂。恢复高考的时候,我父亲已近过世了,我那时考上了大学,考上大学不容易,考上了湖南师院。

因为我人生最重要的阶段,6岁到14岁,是在流浪中过日子的,而且是“黑人”,“黑人”和现在的农民工还不一样,农民工不管怎么样,还可以待,“黑人”到处被追着跑,没有户口,没有身份,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一直心中在思考一个问题,永远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怎么能把国家的一个公民,尤其是一个孩子,变成“黑人”呢?大学四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大学毕业后,我本来想继续读书,但我家里很穷,母亲没工作,父亲过世了,所以我先去赚钱,起码要给母亲让她过好日子。

原来我分在《衡阳日报》,那时候我一个人起草了一个《新闻法》,还把它寄到北京去了,北京的领导很重视,胡绩伟什么的给我回信,但这边呢,马上把我当成一个异端。所以在1987年“反自由化”的时候,就把我赶出了《衡阳日报》,就说我是师范专业毕业的,以“教师归队”的名义让我去了衡阳师院。我内心越来越失望,我本来想做学问,但你必须要有钱,那时候不像现在,你背个包就可以跑,于是我干脆下海当律师去。我就去深圳、海南去当律师,但心中的梦想还是什么呢?我离开体制的时候,对我母亲讲,等我赚了钱了,让你们有生活了,因为我知道,我们家很穷很穷,和现在农村穷还不一样,没地没房,不停地搬家,有时候一年我母亲搬10多次地方,所以我先赚钱,一定要让她有好生活,有稳定的生活。

我在外面做律师做了四年,当时赚到了钱,我感觉到一辈子让我母亲和孩子有了个好生活了,我说我现在可以去做学问了。当然现在看来,那点钱又不算钱了。

 

晨报周刊:我看到有个数字是200万,是吗?

于建嵘:是啊。当时我觉得已经有200万了,我这一生都无所谓了。不过你看那个时候到了什么地步,我一个大学同学,讲了一个更搞笑的事情,他说,我只要有两万块钱,我就不要工作了,我去生个二胎。所以我觉得自己特别有钱,这一辈子吃穿不愁了,所以做学问去了。

我就开个车,带个手机,在全国到处跑,跑了差不多两年,拜访下各地的学者,听听人家的课,那时候住宿也便宜,一晚100多块钱,有时候一呆就是半个月。跑到武汉的时候,先到了武汉大学,当时我一直想研究农村和工人,在寻找一个方法,怎么去表达。在武大和一个老教授聊天,他说,你干脆这样,既然你对抽象的哲学、概念兴趣不大,想专门研究问题,华中师范大学有个徐勇先生,专门做实证研究的,你去找他,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

我也问了下我们师大这边有个周作翰老师,他也说徐老师的研究可以,我就给徐老师打了个电话,说周老师和武大那个老师要我来找你聊天。那时候徐老师才39岁,他感到很搞笑,怎么有人专门找人聊天呢?我就去找他聊天,一聊两聊,他就说,哎呀,我们的想法太一致了。他就建议,说,你来读我的博士吧。我当时不想读,我说读什么博士呢?读博士也是那么回事。他就跟我讲,你在这个社会,想要有发言权,你应该先解决这个问题。不然你有特别多想法,你这个想法想进入主流的话语体系,你要一种身份。那时候还没现在这么开放,不像现在有博客,有网络,那时候必须通过纸质媒体,通过学术论文。所以徐老师说,你读博士吧。我说不大想读啊,于是我就走了。

 

晨报周刊:后来其实你还是读了。

于建嵘:对。走了之后呢,我跟徐老师通了几个电话,徐老师建议说,明年我开始招博士了,我建议你来读博士。后来我又过去了趟武汉,我们一起开车去了趟农村,在六祖惠能的老家,黄梅县,去了之后,我们去参观五祖庙。我们谈到五祖到六祖,因为我不是从学校到学校,是一直在社会上混的人,他说你就像一个惠能一样,打杂的人,但是我看好你。那时同行的还有一个他的学生,他开玩笑说,看你们谁能接到我的衣钵。那是1997年,后来我就说,那就来读吧,第二年就考。

当时我本来的计划是什么呢?就是游遍全国,本来我计划97年到西藏去的,在西藏玩半年。但这个计划现在还没完成。

 

晨报周刊:看来读书对你的吸引力更大一些。

于建嵘:那几年我在外面当律师,我们家的书从来没断过。所以很多人到我家去看的时候就说,噢,你每个时代的书都买了。现在可能不买书无所谓,网上的信息多得很,但那个时候主要靠书,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买书。

我心中那种,所谓的理想,或者是,那种疙瘩,一直在。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开那个疙瘩。这么多年,很多人问我,你在追究什么,我说我一直在追究,究竟是什么一样的东西,把我们这些人变成了“黑人”,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后代,再也不变成“黑人”?这就是我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

 

()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对遇罗克、张志新一点都不知道,那怎样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格?

晨报周刊:1979到1983年,你上大学的时候,应该是风云际会,韩少功这些人都在师大。那一段时间的校园生活,对于你来说有多重要?

于建嵘:上大学第一个学期我表现很好,上学第一天,写了一首诗,还在广播站发表了。我们系的学生干事说,你这个不错,还把我选为团的宣传委员。但他马上发现,我这个人不行,因为找不到人。

我那时候很少上课,基本上都是在外面混,在湖南省图书馆。我每天早上,四五点就往河东这边跑,肯定是晚上才回去。所以我同学都开玩笑说我是个幽灵,像《共产党宣言》说的那样,一个幽灵在徘徊。大学四年,我基本上如此。那是在1980年,师大发生过一起学生风潮,虽然我没参加,但对我影响很大,从那个事之后,我基本上没在学校上课了,专门到省图书馆里面,因为师大的图书馆没有省图书馆的新书上架快。那时韩少功、何清涟他们都在师大,但他们比我大几岁,我很少与他们来往。省图书馆这边,还有很多人讨论讨论,认识了很多社会上的人。我的江湖就是这么学会的。

 

晨报周刊:那你在图书馆主要看什么书呢?

于建嵘:主要是时事方面的新书。当时,我最感兴趣的是哲学。方法论。马克思有一个著名观点,叫历史决定论。当时有一个人,叫波普尔,他说历史是没有办法绝对决定的,它是个过程。那个对我影响特别大。我看这样一些东西。

大学时候,我唯一有一门课没有及格,也是那门课我们专业唯一没及格的。就是《资本论》,因为我看了这些书,我就按自己的那一套讲了一通理论,我们老师在我的卷子上批了一行字,说这是于氏资本论,说你这个和马克思没关系。他说你不能这么想。

但我有老师,就是周作翰老师。我考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时候,我是我们班的最高分,那也是我大学所有课程里面的最高分。我就是按我想到的写了一通,我们周老师说这个好,于是给我打来94分。周老师看了我的卷子后,还专门把我找了过去,他鼓励我说,你应该这样想问题,因为你不是教科书。当时我看了很多不是教科书的东西,教科书我基本上没看,在大学阶段,我就养成了另外一种思维。现在我们关系还是最好的,他让你自由思考。

 

晨报周刊:当时有些全国很流行的学者的书,比如李泽厚的,对你有影响吗?

于建嵘:当然有影响,对我有启蒙的作用。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当时一直追究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一样的东西,把我们这些人变成了“黑人”?我一直想追究,这个社会制度是怎样的。我觉得真正对我影响的就是童年,一个民族可能也是这样,它的童年决定论它的思维方式等等。那么,从教科书里面,看不出来。只有这些人的思想,才使我认识了一批人。有些人问我,你到师大图书馆看书不一样吗?我说因为师大图书馆没有这么一批人,当时很多社会上的人,都来看这一类书,看这些人的思想,而且大家一起讨论。不管是工人、还是干部,他们都关心这些公共的话题,讨论到了后来,就形成了一个朋友的圈子。那时候思考,中国怎么样改革,我们写改革方案。他们对我的启发呢,可能比学校对我的影响还要大。

 

晨报周刊:我看到你在博客上有一篇文章,说名校的法学博士在宋庄看到遇罗克雕像时,很茫然,不知道是谁。你专门批评这个,觉得折射了今天大学教育的缺失?

于建嵘:对。遇罗克像是社会上一批有关怀的人,捐款做了一个,放在了宋庄。北京宋庄是一个画家村,我在里面住了六七年了。他们塑完像了,有个北大的博士来我家玩,我说带你去遇罗克像看看。他看了之后很惊讶,你怎么带我到这里来看,遇罗克是谁,为什么要给他塑像?我听了更惊讶,因为遇罗克、张志新、林昭他们在我们的心中,都是思想解放的先驱,他们不知道。我说,你怎么不知道遇罗克呢?他说,没有啊,我不知道遇罗克,因为我们学的是法理学,没有遇罗克这一课。

这是一个知识性的缺乏,为什么说是知识型的缺乏呢?因为也不能完全怪他们,因为你把这些在教材里面屏蔽了,我们不愿意让我们的后代知道,影响他们的思考。所以我现在跟我的孩子说我曾经是个黑人,他怎么也不理解,他说你不是长得挺白的吗?这种东西,我觉得中学老师,应该有些责任,不一定是要考试的、教科书的,但那些历史上发生对社会有巨大影响的人物,不一定是我们天天讲的那些英雄人物,这些人物可能比英雄人物的影响还要大,比如遇罗克和张志新。其实,这些也并不是在课堂上屏蔽,说不能讲,你可以在课外读物里面提啊。这是塑造我们下一代完整人格的办法。

所以那天我陪了他之后,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么一个名校的法学博士,竟然不知道遇罗克是谁,那是一个重大的遗憾。这个是教育的重大缺失,因为他们没有进入中学教育的主流,为什么没进入呢?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的遇罗克张志新这种人,我们今天才有机会,站在这里讲话。实际上,今天遇罗克批评出身论的观点,还有意义啊,有些地方政府,要出钱培养富人的孩子,为什么不培养穷人的孩子呢?假如我们都忘记了这种历史,那不是很大的遗憾吗?

我为什么经常跟别人讲我小时候的流浪呢?我6岁的时候,也是孩子,在什么都不懂的时候,突然变成了“黑人”。你没有身份,没有布票、没有粮票、不能上学、没有饭吃,什么人都欺负你,说你是“黑人”,到处追着打你。我并不是要别人对社会仇恨,也不是说要我对社会有什么怨恨,但要知道我们是怎么过来的。有一批人,今天好了,都在装一个高贵的出身,在他们装高贵的出身的时候,你想到了遇罗克,他当年反“出身论”的东西。那几个人,我也认识,见过面,但我对他们谈这些不屑一顾的,他们说我父亲没被打倒之前,过着怎么样的好日子。我说你讲这些干什么,你想传达什么东西?不是说我们对这个仇恨,而是那些值得你炫耀吗?所以我说,讲这个民族曾经有过的苦难,重要性远远超过讲这个民族曾经有过的辉煌。我们现在想办法忘记这些东西,没忘记也要把你格式化。

 

()蔡定剑的书是比较通俗地解释宪政的一些书,比如《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

晨报周刊:那你平时看书,比较注意关于历史?

于建嵘:对。比如当年清朝的那些王爷们说,不怕,咱们有枪。结果怎么办,枪没用了。我比较注意看个人史,个人的传记。还特别注意地方志,我们家很多地方志,我到一个地方,首先要买它那里的地方志。最近看得比较多的,还是是法律上的东西。不是具体的法律,而是宪法的。看在世界各地,社会转型期间,在一个威权国家,宪法如何作为一个重要的东西。

 

晨报周刊:那对于一般的大众知识分子来说,不需要很多专业的准备就可以看的书,你有什么推荐?

于建嵘:大众可以看吴思先生的《潜规则》这些书,他把社会真正真实的规则讲明白了。其实法律,讲到底,就是一套规则,这个社会最基本,最底线的规则。对于法律,大众可以不看专业的书籍,倒可以通过对这种阅读,了解这些东西。

最近看的比较多的就是秦晖和金雁的,金雁是他的夫人,写的历史性的回顾的东西,主要是写苏联解体。

关于宪政方面比较适合大众读的书有蔡定剑先生写的几本书,他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他写了几本比较通俗的、通过论文方式表达出来的一些关于宪政法律知识的书。

他是原来在全国人大做官员,后来他不做官员了,去做学术了。他的书是比较通俗地解释宪政的一些书,关于这个国家怎么把民主、宪政实施出来,比较通俗,比如《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当然我们看的比较专业一点。因为我们做政治社会学方面的,我推荐看徐勇先生的书。徐勇先生是我们国家很了不得的一个政治学家。

 

晨报周刊:我前两天看杂志,中南海大讲堂第三十六讲,看到你的博士生导师,徐勇教授给中南海政治局上的课。他的课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研究》。那么于先生要推荐许勇先生的哪本书呢?

于建嵘:我认为他的书最有名的有几本书。有一本书是他的博士论文,叫《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这本书是政治性解读。实际上徐勇老师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他写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写农村和城市的比较。我当时下决心读博士,就是看的这本书。那本书是徐勇老师影响最小的一本书,因为当时还没出名,印的很差劲,特别难看,一个很小的出版社出的。但是我认为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书,到目前为止。我就是看完那本书后,我感到他对中国的理解,把城市政治和农村政治分开理解。

最近看书还看了陈志武的书,《金融的逻辑》,那是做闲书看。我不是搞金融的,又是好朋友,他送给我的,我就看一看。那书看了后,写的还蛮好的,因为他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宋鸿兵写的《货币战争》,陈是一个真正的金融学家,他认为不能这么胡说八道,所以就写了这本书回答他。

 

()中国的学者研究中国的问题,你就老老实实的研究中国的问题,不要天天去琢磨美国人说中国是什么问题

晨报周刊:我在看你的《底层政治——对话与演讲》,发现你很注重与世界重量级的学者对话。其中有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社长裴宜理教授,著名政治学家、耶鲁大学的斯科特教授,还有陈志武教授。对话对于一个学者的研究,有多重要?

于建嵘:它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和世界上一流学者交流是可以迅速的找到你们的共同点和差距的,比如说,你看陈志武的书看了很久,但你不一定能迅速的了解到他想些什么。实际上你今天和我的对话,你刚总结了很简单的东西,是很重要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对话有时候可以把最精华的,最重要的思想告诉你。

我做了很多底层很多农民的对话,你可能和他聊天,他会把最你想要的那个东西告诉你了。所以我一直认为了解学者的思想,有机会对话的话比看他的书要好。因为写书的时候,他会琢磨怎么去修饰,怎么去回避一些问题。但对话呢,就放开了,但对话也要技巧,让人有一个宽松的谈话的氛围。

学会对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交流方法。我把和学者的对话作为很重要的一个探讨问题的方法,比如我怎么想的你怎么看,所以他们一般找我对话,我都会愿意和他谈。这就是便于思想交锋,因为现在看书的话,他可能写的很隐晦,很晦涩。比如我和陈志武谈话,我们两个就探讨一个问题:土地怎么办?我们两个在哈佛大学开会,都认识,都是朋友。你说到底怎么办,你说土地私有化到底怎么私有化。你直接告诉我一声,我这么想的,你那么想的,到底能不能统一起来?所以有人说华山论剑比天天琢磨剑术要重要。所以有机会啊,比如学生与老师的对话,学者与学者的对话都是很重要的。他可以把他一生写书的讲出来。你不要看他写了很多书,其实就那么几句话。当然开会我不感兴趣,一开会大家就讲瞎话了。

 

晨报周刊:我的印象是这样,一般是我们中国人跟随着西方研究的方向和方法,但真正对西方学者有影响的,主动有影响的好像很少。但我在你的书里看到,你的观点影响他们。

于建嵘: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只讲事实,我讲我的理解。很多人说,他研究一辈子的学问是西方某人说的。

比如你研究一个什么问题,比如麦兄风时代,我要研究这个问题,你研究长沙的,我研究广东的,广东人怎么去利用现在的科技,我们两个是不是产生对话了?但是我天天琢磨你怎么说的,那我和你对话,你愿意和我对吗?我只能向你请教:“老师,你怎么想的?”你就是教师,教我,你心里在想,你讲这个还没讲全,我想到的你还没想到。

现在中国很多学者,特别一些所谓的大学的,一开口言必是某某人说的,人家愿意和你谈吗?我是从不讲他们怎么说的,我是讲,我看到了什么,这事我怎么想的。所以很多人跑到北京来和我谈,就问:“这个事情你怎么这么看的?”错对没有关系,大家谈嘛。所以我们有个很大的问题,你怎么去和人家对话?因为你现在所有的学术话语体系都是从那里来的,不是德国来的就是美国来的,不是美国来的就是英国来的,你怎么和人家对话?你不要看国内那些大牌学者,在他们心目中这算什么东西喽,小学生都不够。所以丁学良先生才说中国的经济学家没有几个。为什么呢,因为人家不愿意理你,你抄我的都没抄全。

中国的学者研究中国的问题,你就老老实实的研究中国的问题,不要天天去琢磨美国人说中国是什么问题。他一看就说你怎么拿我这句话呢,我这句话是瞎编的。所以你应该拿出事实做为论据,而不是拿别人说的作为论据。中国现在写文章最大的习惯是什么,“某某说……”

你与西方人对话,你首先想你有没有这个资格。你抄人家的东西那不叫对话,那叫请教。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改变一个习惯,不要让西方人讲的话做为你的论据,没有必要,你应该找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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