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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夜飞行器

以身试毒者的阅读札记

 
 
 

日志

 
 

严歌苓:因为饥饿的饕餮者  

2009-12-04 07:13:3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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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对于喜欢严歌苓的人来说,这本书里面依然有爱情。但《宴会虫》里的爱情,更多地已经是过去式的童话了,发生在当下的爱情,已经是被金钱和权势和肉体之惑所冲击的爱情。所以这本书的主题,不是爱情,而是一个卑微的下岗工人冒充记者去各种会议,胡吃海喝的宴会虫。
  2009年11月27日,《晨报周刊》对话严歌苓。
   严歌苓:因为饥饿的饕餮者 - 小古 - 夏夜飞行器
  (主)严歌苓:我并没有说,这么爱食物的民族,毕竟是一个很糟糕的民族
  文|袁复生 图|IC
  
  《赴宴者》的英文名直译过来,就是“宴会虫”,在各种宴会上蹭吃的人,这个小说的主人公,还冒充记者,还借机赚取车马费。宴会虫当然不是传说,在今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一个上海朋友的报道中,就专门指出一个北京的陌生人,在冒充他所熟识的广州记者领取车马费的事情。
  不是传说的,还有中国的当代艺术和权势的勾连,中国农民遭遇不公对待去北京上访,还有北京电影厂的那些群众演员……
  
  [宴会虫]
  ()你说装什么富豪不好,你要装一个文化富豪,对不对
  晨报周刊:你在书中有这么一句话:“每当你告诉别人你是记者的时候,他们的心里立刻燃起各种希望。”这样一种观点,甚至支撑了小说的后半部分,记者好像是上访的“白大爷”和姐姐被害的足底按摩师“老十”的救命稻草一样,为什么你是这样看记者这个行当的呢?
  严歌苓:在中国呢,特别是老百姓非常非常的苦,很多的地方官僚,都是一手遮天的,如果不是记者,他们的苦难不会得到重视得到披露的。在一个法制不够健全的社会,记者的显得更重要一些。如果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地方,记者只是第一步,事情的彻底的解决,还是要靠法制。
  
  晨报周刊:但你在这本书中,所描写的记者,却不是这样,而是一些有记者证的“宴会虫”而已,倒是伪装记者的宴会虫董丹,因为本性,写了老艺术家李洋掀翻孔雀宴的桌子的事情,写了白大爷村的农民被开枪打死的《白家村寻常的一天》,而那些真正的记者,却没有一个站出来。这样写,因为你对中国记者的失望吗?
  严歌苓:确实,在任何国家,记者都是上传下达,追求真实,披露真实的一种角色,也应该是一种挺神圣的角色,很多老百姓,因为有记者,老百姓的问题确实通过记者的努力和勇敢而得到了重视,最后得到了解决,这是一个全世界通用的一个现象。我说是记者中的精英,而不是其中的平庸之辈。
  
  晨报周刊:你在书中,还提了几次,一个书型的纪念品,一开始看到有著名金号的名字,以为那几个字是真金的,但后来发现只是贴上去的一层膜,甚至连大理石也是一层纸,不是真的。拿书来开涮,有没有特别的意思?
  严歌苓:哈哈,这绝对真实,来源于我的朋友陈冲,告诉她那是真金的。那上面有一个著名金行的印记,结果发现是塑料,一会掉下来一片,一会又掉下来一片。你说装什么富豪不好,你要装一个文化富豪,对不对。弄得我们大家觉得太荒唐了,哭笑不得。
  
  [食]
  ()我们现在吃上面的狂欢和盛宴,有民族集体潜意识里留下来对饥饿的恐慌的反弹
  晨报周刊:你在谈及那些宴会上的菜时,用到了很多时间的概念,比如做一个肉冻要厨师在冷库里做7个小时。这样的地方强调了很多次,为什么要强调时间这个概念呢?
  严歌苓:我们这个民族的时间观念和别的地方的好像不一样好像只有花时间才珍贵,要花很多很多时间去做一件事情,来证明这个事情的高价值,价值有多高,一件手工制品花了多少时间,这是高价值的体现。另外,花出去的时间,和时间堆积起来的生命被花出去的不在意,也让你觉得挺荒诞的,就是一盘菜,在所谓的“美食”里面。这在正面和反面,我写出了这种现象,这不是纯粹的批判,也不是纯粹的欣赏。我们对“食不厌精”“民以食为天”这样一些概念,走到今天确实有一些值得反思的东西。很多东西其实是双刃的。
  
  晨报周刊:那美食的“双刃”是什么呢?
  严歌苓:过去我们母亲那一代,很多时候在家里没更多事干,很早把早餐做好。做好之后,过一段时间就想该择菜,弄中饭了。中饭之后,下午就来了,睡午觉后,开始做晚饭的准备,好像一整天都是被这三顿饭牢牢地拴在家里。但是这个牢牢地拴在家里呢,也把家里的成员和他们的心,拴在一起。大家可以是一种非常温暖的家庭气氛,三顿饭吃下来,人们下意识地会对家庭这种概念更加牢固了。当今世界,大家都是自己吃自己的,吃快餐,也很少有这样的年轻父母吧,包括四五十岁的人,都很少像过去的父母那样来做饭的,不花工夫,去旁边的小馆子吃一顿,也没多少钱,也不费劲,这样呢,使家庭的那个气氛,家庭那一种很神圣的盟结,也就下意识地淡化了。这又起了一些反面的作用。所以,究竟是那样好呢,我并不是要给读者一个答案。我并没有说,这么爱食物爱吃的民族,毕竟是一个很糟糕的民族,值得我们批判,自我批判,自我反省,也不是。作家没有这个义务,没有这个职责来告诉你,或者是批判它,或者是欣赏它,或者是弘扬它,讴歌它。我的是,写完之后,大概是有一点思考的,这样就很好。
  
  晨报周刊:我注意到,你在很多宴会上,除了强调时间这个概念外。还多次出现了主人公在面对美食时,回忆自己的饥饿岁月。你自己曾有过饥饿的经历吗?
  严歌苓:因为家庭的原因,我自己倒没有过多的饥饿经历。但写《第九个寡妇》的时候,我去农村调查过,在采访时,就听到很多这样的往事,那里面一个一个的人物,我写他们饿死的,都是我去调查的结果,开始我是对农村当时的那种饥饿是不了解的。
  
  晨报周刊: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在吃喝上的奢华和浪费,是不是和我们过去曾经有过的饥饿岁月有关?在一个后饥饿时代,我们对于吃喝格外地在意?
  严歌苓:这是一种反弹。我们在不愁吃喝的时候,曾经在我们民族集体的潜意识里留下来的饥饿的恐慌,这种阴影,对于食物和物质匮乏的阴影是不会一下子消除掉的。所以存在在食品上,在吃上面的狂欢和盛宴,我觉得还要一些时间,才能逐渐逐渐地平息下去。我小说的主人公董丹他是有一种吃的心结,他以前没得吃,现在做个冒充记者的“宴会虫”,只想我好好吃点东西,你们别来烦我,没那么高尚的目的,他的目的很朴素的,结果却弄得麻烦不堪。就是这么一个人,因为他本人的经历。
  
  [色]
  ()东方人对感官刺激的追求,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所以我就把肌肤的享受和口腹的享受加上最后的人体盛结合在一起
  晨报周刊:如果说这个小说的主调是食欲的话,那其中的插曲则是色欲。主人公董丹在色欲上的沉湎和堕落,则始于某洗脚房。长沙有时被人称为“脚都”,你来长沙洗过脚吗?你为什么选择了脚这个器官和洗脚这个行为,展开了对色欲的书写?
  严歌苓:洗脚不仅在长沙,在北京、上海都有啊,有一个阶段很风行,现在好点了,足底按摩、洗脚特别多,每隔几家就有,一条街上有好多个。我不经常洗脚,我的朋友经常洗。
  这是一个很盛行的行业,这也是一个肌肤接触。很多小姑娘从乡下到城里来,如果是端盘子,那就没有肌肤接触。这也和吃差不多,和东方人喜欢感官的享受是一致的行为,你看东方人很多会往电影院跑,或者看话剧看芭蕾吗?这种行为会特别风行吗?没有。就是说他宁可花几十块钱去揉脚去洗浴,也不愿花钱去看书什么的,也许洗浴要比他花20块钱买本书要贵,他不会去买的。洗浴是从韩国传来的,揉脚是我们国家的一些发明,日本人对感官上的刺激也是非常追求的,还有泰国,这些地方都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怎么说呢,就是对感官的追求,很东方式的,所以我就把肌肤的享受和口腹的享受加上最后的人体盛结合在一起。我写的时候并没有太多别的想法,就是我在大陆听到或者经历的一些经验吧。但是呢,写完以后我就发现,就是对自己文化对东方文化的一种反思。
  
  晨报周刊:读你其他书的话,感觉爱情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但你这本书,感觉爱情淡了很多。除了董丹早年和自己的妻子小梅谈恋爱那么一个像童话一般的故事。爱情在这里退而其次,男人会面临着女色和金钱的诱惑,而且基本没有抵御。这里面好像有你对爱情写作的一些变化。
  严歌苓:我以前写的都是80年代的爱情。这次,我写的董丹这个人,其实已经在今天的社会中是个非常浪漫的人了。每次他在外面吃宴会的时候,总是在想着妻子小梅,想着她苦啊,这一辈子也没吃过这个吃过那个,觉得她是白活了,所以我一定要帮她填补这个空白。所以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带小梅去吃。你想,多少成功人士在外面大吃大喝的,但他的老婆在守空房,他不会想到的,哎呀,我太太今天没有出来。那么,董丹在当代来说,他是一个好男人,他是经不住诱惑,他不可能经得住诱惑,他不是一个好人完人,不能用这个去要求他,但他一旦发现这段感情让自己分心,他的情感反而往那个女人那里走,他反而把它掐断了。我写的爱情,无论是《一个女人的史诗》,还是《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都是那个年代的爱情,这个年代的爱情,本来很多就是和物质和目的和很功利的东西在一起的。大家都说没有房子不要结婚了,昨天还听有青年跟我说这个。我听了,忽然觉得文不对题啊,过去有多少的恋人,撑一把伞都可以结婚。
  
  [爱情]
  ()爱情往往是压力越大越纯洁,爱情一定要有压力
  晨报周刊:我最喜欢的是《穗子物语》,后来看了《第九个寡妇》,还有《一个女人的史诗》,我觉得其中的女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一根筋”。但在《寄居者》中,“阿玫”对爱情,也是一根筋的,但是她为了给爱人“彼得”偷护照,接近“杰克布”,在其间,和“杰克布”发生了关系,但也出现了类似爱情的情愫,这样的情节安排,你是想说“阿玫”对“彼得”的“一根筋”呢,还是想表述男女之情的复杂性呢?
  严歌苓:我觉得都有,既是男女之间的复杂,这种感情方面,是讲不大清的,你想摘出来,摘得干干净净,那是不行的。你说那就是为了要牺牲我自己,而为了救我爱的那个人,那是不大可能的,没有那么清醒,人在男女问题上没那么清醒,我们去问问自己,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会那么清醒吗?我们是不是也荒唐过啊?就是这样子的。
  
  晨报周刊:张爱玲也写了《色?戒》。是不是说,尤其对女性来说,这个特点更突出一些?
  严歌苓:对。
  
  晨报周刊:读你小说中那些年代的爱情,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寄居者》,阿玫所在的家庭,有来自其他成员极大压力,加上日据时期的那种政治、社会压力,令我感觉奇怪的是,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下的爱情,竟然没有变形,没有被放弃,保持了它的基本形态,有爱情的地方,好像这是一个世外桃源的样子。有那么大的压力,爱情也拥有相应的张力。这是因为你对“爱情”的信念使然吗?
  严歌苓:我对爱情永远是有信念的。我是一个相信爱情的人,相信人间有跟生命一样重要的爱情的人,虽然我现在有这个年纪了,但我还是相信。爱情往往是压力越大越纯洁,爱情一定要有压力,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压力,都可有可无,他们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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